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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游学||由三个单词了解澳大利亚(part3)-“Public servant”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7-11  浏览次数:21999

“Public Servant”一词的意思是“政府雇员或公务员”,这个词起源于欧洲人定居澳大利亚的早期。该新造词组无疑是澳大利亚庞大官僚机构出现的象征。

有一句话说的好,“官僚制”是澳大利亚的伟大“天赋”,“这种天赋被大规模地运用”( Australian Democracy,A.F. Davies 1958)。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让游客感到惊讶,甚至让一些人感到无奈。

但在澳大利亚,官僚制的普遍性以及笼罩着它的光环,早已被当作理所当然。澳大利亚的职业公务员所持有的公众形象,树立的威望,都是在其他地方只有中央银行家才能拥有的。在经合组织的26个国家中,澳洲公务员的平均工资高于除一个国家外的其余所有国家。澳洲公务员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澳大利亚设有众多“独立的法定机构”,即州中州,每个机构都有一个主宰者,拥有在其他民主国家很少见到的特权。

澳大利亚对官僚制的偏爱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还是一个殖民地的最初时期。有人说,“任何殖民政权最持久的特征就是行政官员,他们总是最先出现、最后离开,无论高级、中级还是低级殖民官僚。”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最高管理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官僚机构,即殖民部(ColimportOffice),由詹姆斯·史蒂芬(James Stephen)统辖,他是一名“严格的守法主义者”,“热衷于制度和统一”(Australia: the Quiet Continent,D. Pike, 1962)。下一级是总督,他们也是公务员,负责管理殖民地大臣。总督们最终沦为仪式上的“装饰品”,但堪培拉很快就用自己的管理者取代了威斯敏斯特,努力实现整个岛屿大陆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澳大利亚官僚领域的强势,也可能正好反映出其他领域的弱势。社会结构的不可避免的匮乏使得官僚制所宣称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只能被其他力量微弱地压制。诚然,许多新世界社会,包括反官僚制的美国,都可以这么说。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澳大利亚市场领域的弱势,反而又催生出更强势的官僚领域。

官僚制的强势当然也反映了澳大利亚“预测与控制”——或“科学”——领域的强势,这与官僚制的量化和合理化推动相吻合。如果说现代澳大利亚建立于1788年,则可以将其视为是约克镇战役(Battle of Yorktown)的疯狂反弹,那么它同样可以被认为是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的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1770年,库克船长(Captain Cook)被派往南太平洋,这是一项计算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国际性合作。在随后的悉尼开拓过程中,一个完全被误解的自然资源基地促使其总督满怀希望地求助于科学: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农场恰好被命名为实验农场(Experiment Farm)。一大群未充分就业的苏格兰科学家满足了调查和测量的需求。

因此,毫不奇怪,澳大利亚官僚制最显著的优势表现之一即,创立了大量的研究型庞大体系。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是所有民主国家中最具包罗万象的国家统计机构之一。澳大利亚的CSIRO是一个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其规模和广泛影响力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无与伦比的。此外,还有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CSIRO的经济和社会对应机构,你在其他地方(除了新西兰)肯定找不到与之类似的机构。

澳大利亚官僚制占优势的一个更普遍的后果即其公共行政的高质量。因此,1942年,新任命的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发现澳大利亚是一个充满恐慌、士气低落、似乎群龙无群的国家。但有一件他可以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汇报的正面事情就是:“除了澳大利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更高级别的公务员了”(Australia through American Eyes,1935–1945,P.G. Edwards,1979)。

官僚化的其他后果则更糟。澳大利亚公共服务的高层待遇实在是太好了。太多有才华的人被吸引到这里,浪费在一式三份的备忘录上。而且,官僚制的多面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威权主义倾向。因此,澳大利亚统计局在2016年8月16日的最新人口普查中,对未完成调查的人处以了每天180美元的罚款威胁。(相比之下,在新西兰,未完成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最高罚款为500美元,而媒体报道称,没有处以200美元以上的罚款。)更令人恼火的是,澳大利亚统计局以一种特别专横的方式颁布法令,规定所有没有明确要求填写纸质表格的人,都必须在线完成人口普查。可以预见,8月份的那一天,1000万家庭都试图登录网站,结果该机构被迫灰溜溜地以电脑故障、严重损害人口普查公正性为由告终。更加荒诞的是,就在不久前,用一位法官的话来说,“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幕交易案”,就是在澳大利亚统计局内部孵化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官僚制的声望纵容了澳大利亚政治对价值问题的回避。假装把每个问题都归结为一种虚假的客观官僚评估,这种做法很适合政治行动者。信念被忽视,并在忽视中消亡。

官僚制也需要信念,尽管它在澳大利亚的机构中持续扩张,但它的精神却在衰落,它未能维持自己“品格高尚,意志坚强”的“Presbyterian(长老会)”价值体系。官僚制的合理-合法型逻辑被一种流行的魅力型领导风气所侵蚀,这种风气是从“市场”嫁接过来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大打折扣,官僚制已深入澳大利亚企业阶层的一些管理场所,这些企业虽然收入不菲,但实力存疑。纳尔逊·T·约翰逊的后代如今已成了各种政策失败的无用官场官员的代名词。

澳大利亚已生疑虑的“天赋”无疑到了令人颤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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