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garoo court（袋鼠法庭）”与加州更格卢鼠一样，都不是澳大利亚的特色。“Kangaroo court”起源于1849年的加利福尼亚，指对目无法纪的金矿开采进行潦草而不公正的法庭审判或裁决。相比之下，那个时期的澳大利亚金矿业却受到了法律的严厉管制。
这种对比体现出一个更大的悖论。在很多人看来，澳大利亚人“不尊重权威”；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法律。1788年，在一座桥被“拼凑”在一起的数年前，悉尼，这个新生的欧洲殖民地经历了一段重要的法律生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最受青睐的土建工程就是建造法院；这些法院大楼不仅数量众多，价格昂贵，而且规模超级大。法院的法官构成了当地社会的贵族阶层，建立了在商业或政治上无与伦比的辉煌王朝，并将他们的职业确立为社会地位的最高体现。法律如今在澳大利亚所达到的荣耀高度反映在法学学生的泛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澳大利亚每年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就人口而言，已是美国的五倍。
如何解释澳大利亚法律成瘾文化的现实与“野蛮殖民地男孩”传说之间的明显脱节？该传说具有一定迷惑性，澳大利亚人培育了这一传说，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澳大利亚人自己捏造的，这不足为奇。“Waltzing Matilda”曾一度成为澳大利亚的“国民之歌”，它讲述了一个偷羊贼，为了不被警察抓捕，而选择溺水身亡的故事。一位悉尼律师翻查了从一个“疯疯癫癫”的剪羊毛工突然开枪自杀的错误报道，到他的工友们没有看到一个“骑警”的故弄玄虚，从而将这则故事编写成了歌词。
但是，这一传说的生命力也可以追溯到它对现实的某种依赖。在法律和秩序方面，“quiet continent（安静的大陆）”具有双重性；不可否认，澳大利亚的历史，是野性与温顺并存的历史。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的丛林居民，但没有用私刑的群体。19世纪中期，这里经历了一场称之为“the Eureka Stockade（尤里卡栅栏事件）”的金矿起义，但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对其在这些矿区所遇到的顺从感到“震惊”；罢工极为普遍，但总的来说，井然有序，这让1908年在悉尼逗留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都感到愤愤不平和难以置信。
这种双重性说明澳大利亚对法律的依附是空洞的，反过来又暴露出澳大利亚人将事物的符号错当成其精神的典型做法。澳大利亚人对权威的象征物的顺从可以被描述为对律师的顺从，而不是守法。还有一种解释可能根植于合法性意识；这种意识自中世纪起迅速活跃起来，并在17世纪的宪法和宗教斗争中备受考验，而且在美国的政治敏感性中仍然潜藏着这些斗争的遗留问题。澳大利亚并没有收到此类赠予：后甲板，阅兵场，鞭打用的三角架：这些都是其孕育的温床。
合法意义上的贫乏与澳大利亚人明显缺乏驾驭和应对冲突的才能有关。2015年1月，两名男子在邦迪海滩（BimportBeach）街头大打出手。这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一幕：但打架的双方竟是澳洲两名富豪：詹姆斯·帕克（James Packer），身价50亿澳元与大卫·金格尔（David Gyngel），当时Channel 9 Network的执行总裁，该公司一度属于詹姆斯的父亲克里（Kerry）所有。金格尔后来向媒体解释道，“我去找他，揍了他一顿”。
无力管理冲突的一个结果就是冲突的破坏性；另外，澳大利亚人通常会急于避免冲突。如果第一个念头是发动攻击，第二个想法就是回避对抗，或希望以某种方式化解它。其中一个表现即，在澳大利亚，人们随时准备使用各种法律手段来“解决”冲突。因此，就有了利用“独立”权威代替经济和政治争论的广泛尝试。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即，一个世纪前自豪地宣布的“new province of law and order”，就在企业与工会之间插入了法庭作为强制性接口，而且，时至今日，还在控制、扼杀、毒害着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例子即，1975年总督约翰·克尔爵士（Sir John Kerr）采取的注定不成功的尝试，利用他的“保留权力”来“解决”总理惠特拉姆（Prime Minister Whitlam）与其政敌之间的对抗。两次化解冲突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澳大利亚的劳资关系体系将企业与工会对立起来，使冲突制度化；其影响根深蒂固；反过来又诱发冲突。与劳资关系体系的牵绊如此之深的约翰爵士，如果在当时让政客们使用强硬手段进行交涉，那么他领导下的冲突本可以少一些。
除了徒劳无益、适得其反地避免冲突的尝试外，缺乏法律意识还带来了另一个可悲的后果。只沾到一点皮毛，却未达精髓，这使得澳大利亚滋生了一种威权主义，完全掩盖了“行侠仗义的离经叛道者”的神话。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意识到，澳大利亚早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之前就建立了和平时期的强制性军事训练制度。初来乍到的游客会迷惑于澳洲：杂乱装饰、破坏公共空间的标识；保安人员在公共场所的强行没收行为，而顾客却表现出顺从接受；现已推广至庞大国家公园每一寸土地的禁烟令。我经常乘火车旅行；虽仍感心慌，但已不再惊讶于用“便衣警察”和“警犬”恐吓那些胆敢在火车上“释放”自己烟瘾的乘客的广播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