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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游学||由三个单词了解澳大利亚(part1)-“Mateship”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6-10  浏览次数:22077

“Mateship(兄弟情谊)”属于一个澳大利亚文化习语——美式拼写检查程序是认不出来的——这个词抓住了澳大利亚的一些特色。

与许多澳大利亚文化习语一样,这个词早在普通意义上的澳大利亚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英语单词。但是,这个词显然废止已久:即使是最详尽地阅读狄更斯(Dickens)、哈代(Hardy)和梅尔维尔(Melville)作品集的读者,也不会遇到它。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似乎也有一个世纪没有用过这个词了;甚至敢说,一些殖民地演说家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它。

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身份感迅速激增,这在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小说中得到了最广泛的阐述。“Mateship”一词似乎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身份的定义特征:高度发展的同伴感;对生活圈的放大,包括对同行、同辈和伙伴的认可。每一种文化的社会气象图都包含了这种压力系统的实例,但与其他众多参照国相比,在澳大利亚,它的影响似乎更强大、更广泛。

但是,mateship的性质很容易被误解。

从本质上讲,这个词属于男性化词汇,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patriarchal(父权制)”的成分。恰恰相反,mateship一词主要指兄弟情谊,而且,不是家庭关系里的兄弟情谊。由于这个原因,在澳大利亚,mateship一词牵涉到一个“psychologically fatherless community(心理上的无父群体)”。事实上,这是一种“matriduxy(母系制)”。(Dame Edna登场……)

Mateship一词也不应与associate(伙伴)混淆,这种混淆多归结于被称为“nation of joiners(参与者的国度)”的美国。这类公民心(civicness)源于信念,而信念恰恰是澳大利亚生活中的一股弱势潮流。

最重要的是,mateship一词不能被误解为一种分散的、博爱的社会关系;澳大利亚人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爱。(跨国家调查显示,一般澳大利亚人对寻求庇护者的同情处于国际舆论的中间位置)。而且mateship不允许有这样的偏爱:授予每个人同伴群体身份,就等于根本没有同伴群体。因此,对mateship的分析,要从原住居民和外来移民两方面入手。

“Mateship”含义的模糊性,可以从澳大利亚人对待中国人和土著人的态度的转变中得到说明。1901年的澳大利亚联邦在很大程度上被设想为一个“Commimportof Mates(兄弟联邦)”。即能够从不列颠群岛追溯其血统的“mates(兄弟们)”——“the crimson thread of kinship(血脉的深红线)”——当然,指的是白种人。那么,这两个群体:澳大利亚的华人和土著居民,显然不是“兄弟们”。当时新成立的联邦迅速立法,全面禁止非白人移民;这是澳大利亚的殖民地议会在上个世纪从未做过的事情。此外,土著人很快就丧失了投票的资格;这也是殖民地澳大利亚最大的议会从未做过的事情。

现在的澳大利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每一所澳大利亚学校都飘扬着土著居民的旗帜。经过艰苦、不屈不挠的努力——不因任何失败而气馁——最终让土著居民走进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正常进程。200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0年来一直支持保守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悉尼选区中,华裔和韩国裔的人数超过了英国人。针对华人和土著居民的政策改革,并结合对哪一类人可以被视为“同伴”的修正,体现出了对这种“同伴”身份的坚持。

然而,mateship的影响力无疑已经减弱。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迹象体现,即:工会制度一直以劳工的情谊为情感基础,但现在它的会员数量已经大幅减少。50年前,没有哪个国家比澳大利亚的工会成员比例更大。目前,这一比例明显低于英国,更接近美国,高于加拿大。喝啤酒一直是澳大利亚象征mateship关系的普遍标志——现在的人均啤酒消费量大约是40年前的一半。

澳大利亚生活的整体色调也随着其中一种原色的褪色而发生了变化。Mateship一词从未与政治和知识权威完全一致。其核心影响力并非在于控制,但那些当权者的规劝和指令已使其毫无生气。Mateship——以其“sardimporthumour(讽刺的幽默)”和冷漠的举止——构成了澳大利亚生活中的一股人性化的力量。如果它从来没有构成认同的一种直接意向,那它就有这样的潜力。因为,如果说,不可能人人都是“兄弟”,那么,只要通过对方的考验,获得充分认同,人人就有可能成为“兄弟”。事实上,按照伦理标准,这里的“兄弟”也不一定就是指人。“Red Dog, The Pilbara Wanderer(《红犬历险记》)”中描述了一只20世纪70年代的流浪狗,路易斯·德·伯尼尔斯(Louis de Bernières)以模仿劳森(Lawson)的方式讲述了它的一生,现在西澳大利亚还立有一尊它的雕像,“erected by the many friends made during his travels”。带着对主人身份的独特认同感,红犬在“mateship ethic”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还有一则关于另一座狗雕像的真实故事,它是一尊澳大利亚风格的雕塑,名为“The Dog on the Tucker Box”,灵感来自于劳森的朋友、坚定支持者,即“乡村游吟诗人”杰克·摩西(Jack Moses)的诗歌。

事实上,如今的澳大利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名成员最近呼吁“army snipers(军队狙击手)”(他的观点)驻扎在国家公园内,以处置在公园内游荡的家犬。如今,这股狂风正愈演愈烈。

备注:文章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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